在新世紀的大踏步行進中，人們常常會回憶起1980那個朝氣蓬勃、斑駁陸離的年代。在那個時代的記憶中，下海、個體戶、鄧麗君、搖滾青年、朦朧詩、星星美術展、萬元戶、第五代電影、走向世界等等，都是人們心中帶著體溫的時代關鍵字。而在這些關鍵字中，“張海迪”則代表了其中最勵志、最燦爛、最讓人自強不息的一種力量，張海迪精神甚至成為眾多經歷過1980年代的人們共同的精神質素，激勵著許許多多的人學知識、學科學、發明創造、戰勝逆境、成就人生。在20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看到這部由張海迪本人編劇的電影《我的少女時代》的時候，所喚起的不僅是對于1980年代的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我們再次聽到了一首純凈明亮的青春之歌，青少年觀眾驚奇而稱羨的表情中所顯露的是對生命不息、逆風起飛的精神力量的崇敬和向往。
這部影片無疑帶有張海迪本人的自敘傳色綵，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充滿浪漫想象的愛情故事。許多人都將這部影片與《山楂樹之戀》相比較，它們都是以文革時期兩位青年男女簡單而堅強的愛情作為題材的，但是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卻是一個名叫方丹的殘疾少女。她在視窗讀書(讀書，在那個年代常常成為人們對異性美好形象的共同記憶)時被黎江發現從而從陌生變成了熟悉。搖鈴，替代那個年代戀人們常常使用的樂器，成為他們之間從友誼發展到愛情的媒介。真誠的友誼與朦朧的愛情為這個故事帶來了柔情與溫馨的氣氛。后來方丹跟父母來到農村，她在村裡教孩子們讀書，學習針灸為鄉親們治病，用自己殘疾的身體給農村帶來知識、帶來健康、帶來歡樂。孩子們則用他們的愛為方丹帶來戰勝病魔折磨的精神支撐。影片絕少那種表現殘疾人生活常見的殘酷、掙扎，而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表達方丹的人生觀價值觀。正如方丹對黎江所說：假如我們心中有一顆星星，不僅要讓它給自己帶來光明，還要把它舉出窗外，照亮黑夜，照亮他人。這種當年被許多人向往的“丹柯”式的理想，讓整部影片充滿愛與美的情調。顯然，張海迪是將自己內心的光明、對世界的感恩、對美好一切的向往投射到這部影片之中了。當方丹充滿憧憬地說：我常想，要是我能站起來，該多好；黎江則回答她說：在我心裡，你永遠都站著。實際上，方丹，如同張海迪一樣，雖然身體是坐著的但精神卻永遠是屹立的。影片表達的正是觀眾內心的體驗。
這部影片在美學風格上與馮振志、趙慧利兩位導演上一部表現殘疾人勵志故事的影片《隱形的翅膀》截然不同。影片沒有采用前一部電影的紀實風格，也放棄了自然主義的表現方式，整個影片帶有一種鮮明的浪漫主義氣息。畫面明亮、色綵飽和、節奏流暢，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歡歌笑顏，加上簡單而明亮的音樂，簡潔而優美的構圖，一掃以殘疾人為題材的影片通常的壓抑、苦難氛圍，甚至也沒有過多的人為煽情，而是構成了一種健康唯美的藝術風格。方丹明朗的微笑，黎江深情的目光，鄉村孩子的天真爛漫，甚至漫山遍野的鮮花與綠草，都為影片帶來了鮮明的亮色。正如張海迪自己所編寫的歌詞所形容，“春天來了，原野綠了，小河清了，大地醒了！花兒開了，鳥兒唱了，云兒飄了，心兒飛了。”殘疾人題材常見的那種寒冬的冷酷在這裡被敘述為春天的欣榮。
盡管這種健康勵志、清新唯美的風格，可能會減弱影片主人公方丹身上那種逆風起飛、堅忍卓絕的力量感，甚至影片從故事情節到視聽語言都多少有些童話般的斑斕色綵，影片的視角太張海迪化，張海迪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太健康，使影片對人性和社會的開掘深度受到一些影響，但整部影片卻帶來了一種更加特別的生活態度。殘疾人，不需要居高臨下的同情和憐憫，他們內心的強大和心靈的美好，如同所有正常人一樣，甚至他們更加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作為觀眾，當我們在影片中目睹這樣身患殘疾的人都可以用如此積極健康美好的態度對待生活的時候，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還有什么理由斤斤計較，還有什么理由不用眼睛去尋找光明，用胸懷去擁抱命運，用雙手去創造未來？
在充滿奇觀、暴力、欲望、夸飾、浮華的電影世界中，《我的少女時代》更像一首抒情詩，它用如此美好的音韻去吟誦一位身殘心美的少女對于苦難的漠視和超越，對于世界的善良和熱愛。命運可以讓一個人的身體倒下，但是卻不能剝奪一個人翱翔千裡的美麗夢想。影片中的那首歌，會伴隨著觀眾記住這部電影，記住方丹這位向上向善向美的堅強的少女，記住給了影片以一種獨特情懷的張海迪：“想起你的時候，就想起天邊的夕陽，想起你的時候，就想起綠色的牧場，想起你的時候，就想起往日的時光，那紅莓花兒開，山楂樹在路旁，還有手風琴聲在回蕩，想起你，心向遠方，理想的旗幟永遠飄揚，想起你，心在飛翔，理想的旗幟永遠飄揚。”
发表评论